秦晖：杂交稻面临“新”的挑战

Original 28rcm 秦川雁塔 2020-10-17

“良种”推广变奏曲

科研组“偷尝禁果”

其实，杂交水稻在我们田林县的推广一度进展并不顺利。

1976年我县开始派人去海南岛制出第一批“三系”种子，当年引进回县在农科所扩制一次，次年开始在“三分之一”地区进行试制种和大田试种。我就是在这一年接触到这一新技术。但是，1979年杂交稻遇到大面积稻瘟病而一度大挫，直到1983年才重整旗鼓，开始在全县大规模推广。这已经是我离开之后的事了。

不过就在1977年，我们在本村的杂交稻制种受挫，却并非因为稻瘟病。而是因为“花期不遇”问题。话说杂交水稻无论是恢复系与不育系杂交出大田种子，还是保持系与不育系杂交出下一轮不育系，都是异花授粉。而授粉成功的关键条件，是两个亲本必须同时开花（稻穗扬花），如果扬花时间不一就叫“花期不遇”，它会使授粉失败，最后结出的就是瘪谷废品。但水稻的花期比高粱短得多（我以为这是杂交水稻制种难于杂交高粱制种的主要原因），恢复系、不育系和保持系又都是不同的品种，特别是作为恢复系的东南亚高杆稻本来生长期就偏长，要精心通过错期播插、水肥管理等各种方式，把它们调整到恰巧同时开花，是很不容易的，需要相当高的农技水平。

改革时代杂交水稻的成功推广，其实有赖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高度专业化制种公司，以及其在市场基础上与农户的合作。但是在wg末期这些都还没有，那时盛行的却是“大搞群众运动”。从杂交玉米、杂交高粱推广中就强调的“自力更生, 搞好制种”、深入批判“大调大运”、“伸手向上”, “依赖外援” 等“修正主义路线”，到wg末期仍然很有影响。那一年上面把“三系”原种发到各试点村，要求各村农业科研小组自行制种，结果几乎都栽在“花期不遇”上，记得我们村的制种田收获了可用种子不到百斤，已经算是出色了。

扬花期水稻

由于失败率太高，也由于当时的“群众运动”经常是形式主义，导致逢场作戏心理，再制种时有人就心想，与其这些原种全都浪费，不如弄些吃了。那时作为恢复系的泰菲稻种“非常好吃”早已名声在外，科研组竟有人弄了一些来煮饭会餐。

我后来把这叫做“偷尝禁果”——当然与男女关系无关，实际只是偷尝“禁稻”，不过它同样很刺激：吃后果然引得一片赞叹：杂交一代的大田所产，本来已经够好吃的了；而那泰菲原种的饭香，更是萦绕舌尖，令人三月不知肉味。

我们在多年的半饥半饱的农村生活中早已习惯果腹是福，对饮食从不讲究，不料大米饭竟然可以做成这般美味。我们也习惯了上面推广的“优良品种”通常都比以前的品种粗粝难吃，这时才知道世间也有可口好吃的良种在焉。

但那时的我却不知道，原来类似泰菲良种那样的“黏软”香米，几十年前其实就是田林人习以为常的粳糯美食啊！

太好吃以致我们“不习惯”

但是，当时杂交水稻的好吃，却曾经成为它受到指责的“缺点”。就在我离开农村几个月后，《广西农业科学》杂志发表了自治区著名水稻育种专家、我在农村时早稻当家品种“广选3号”的培育者陆万佳教授领衔的一篇文章，在肯定杂交稻的高产优点后也提出批评：杂交水稻“支链淀粉比例过大，煮饭胀性小，出饭率低，又太黏软，不符合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的要求”。

陆万佳教授

我那时已经知道，所谓“支链淀粉多，出饭率低，又太黏软”其实就是“好吃”的“学术”表述。巧的是陆万佳教授的公子就是我前期同公社、后期同村的“插友”，这时他已先我而离开农村多年，并没有尝过杂交水稻的滋味。后来在改革时期人们生活好了，类似“泰引一号”的那些东南亚优质粳米大量进入中国的、尤其是华南的消费市场，而寡淡无味的早籼稻已经不受欢迎。这时我偶尔会想：如果陆教授父子并未远行，不知现在会怎么看待“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”的问题？遗憾的是德高望重的陆教授已经仙逝多年，而我那曾经在边陲壮乡共患难的陆同学，当年公认的天资聪颖却生不逢时，也已经英年早逝好些年了。

然而，当年陆教授的意见无疑是主流的。事实上，那时担心粮食“太好吃”而加剧人们“吃不饱”的困境，曾经是从领导人、学术界到社会上都流行的担心。我曾看到从市民角度的文革回忆说：“珍珠米，目前是售价很高的好米，不过那时叫‘科情米’，每斤价钱仅比三级米贵几厘钱，味道也很好，但由于出饭率低而受到冷落，刚收割的新米，也因同样原因不受欢迎。”

不过我在农村却从未听说农民拒吃新谷而一定要吃陈米的。其中缘由当然主要因为农民口粮不足，新谷能吃过青黄不接就万福了，根本留不到“陈谷”。但也还有个城乡差别的“劳动量”问题：那时市民粮食定量不足，同时劳动量也相对固定。在定量不够吃而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，美味膏粱增加食欲可能确实会使定量更显不够。但农民不同的是“单改双”会使他们劳动量大增，体能消耗更甚，同样定量的粗粝反而会使他们更饿。

有人质疑说：“同样一碗饭，单季稻能吃饱，双季稻就吃不饱？”其实对农民而言这就是常识嘛！他难道不知道双季稻比单季稻劳动量要大一倍？我刚脱离重体力劳动进大学时，同样的定量就是比城里同学吃不饱嘛。由于劳动生产率降低和横征暴敛，农民种双季稻又吃不上两碗饭，那一碗还变成了粗粝，岂能不饿？当然，我们那时确实只希望吃饱，但那并非因为我们“选择了先吃饱”，而是因为我们无权选择。如前所述，在合作化前田林农民是选择了种“膏粱“也吃”膏粱“的，那时也罕有饥饿问题。但是后来我研究关中农民，发现传统时代即便贫苦农民也往往选择种细粮，如果粮食不够吃，他们可以用细粮在市场上交易更多的粗粮，这还是比直接种粗粮合算，也更能吃饱。

所以，让农民自由选择加上市场调节，可使农民的体能付出和能量摄入（营养的代谢）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下的最佳比例。改革后农民能够很快“吃饱”，除了“打破大锅饭”增加了生产积极性、尿素等有效技术的投入外，允许农民选择种什么吃什么也是很重要的。科学家（不仅是育种家，也包括营养学家经济学家等等）当然应该“引导”农民（同样应该“引导”当官的），但不应当强制农民。另一方面，除非数学、遗传学等基础理论学科，搞应用研究的专家也要接受市场的“引导”，而不是只听上头的指令。

“美国袁隆平”能够搞出高粱不育系，却没有造成“晋杂五号现象”，不就是因为市场不允许、“上头”没强制吗？

显然，担心杂交水稻太好吃，“华南人民”会“不习惯”，甚至会更加吃不饱，现在看来完全是多虑了。

其实，“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”似乎也有个“否定之否定”的过程。如前所述，传统时代田林这个壮泰语地区也曾如东南亚各地一样，种的是生长期长的高杆稻，吃粳糯米，习惯于消费“低产膏粱”。后来历经诸多革命变迁，才变成种矮杆稻，吃早籼米和老苞谷，习惯于消费“高产粗粝”了。wg末期东南亚优质稻作为杂交水稻恢复系的出现，是否也恰恰是“恢复”了当年常吃膏粱美食的“生活消费习惯”呢？传统时代所谓“舌尖上的中国”，华南地区所谓的“古早味”，究竟是更接近于wg时期的“生活消费习惯”，还是更接近于东南亚优质稻恢复系所暗示的方向？难道中国人注定只配吃“粗粝”以充饥？难道像杂交高粱那样“马都不吃”的所谓“良种”，才是我中华农业文化和饮食文化的“正宗”？

广西地区传统美食糯米饭

否定之否定：“水稻品种去杂交化”

但有趣的是，我所经历的杂交水稻这一发展阶段，后来也成为历史。杂交水稻在以后的大发展中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尽管改革时期整个中国农业的总趋势，是在市场引导下从接受“增长”指令到满足消费者的动态需求，从只追求“能吃饱”到追求“吃得好”，从强调计重产量的增加到农产品的质、量、多样化并重、并以市场基础上的产值取代物质数量指标，从自给自足到深入参与国际市场分工——但是就杂交水稻本身而言，却似乎有点“落伍”于上述趋势。

当初杂交水稻受第一代恢复系的影响，在不经意间摆脱“高产粗粝”的陷阱，而向既高产又“好吃”的方向发展，曾经开风气之先，因此在其高产受到好评的同时也被担心“太好吃”。但是不久，后一批评渐渐消失。而现在，对杂交水稻“不好吃”的批评又开始出现，而且越来越强烈。

的确，在以东南亚优质稻作为恢复系的阶段过去后，“三系”种源的本土化开始确立。尤其是1980年代以汕优63为代表的全本土三系组合日益普及，本是中国杂交稻的又一大进展。这些本土亲本尽管仍是“国际稻”的衍生后代，但经过多次杂交原有基因已经淡化，而这些本土化的改进似乎仍然以“高产”为主要培育目标而不重视口感。本来，杂交水稻虽然从来不是纯粳稻，但是东南亚优质稻的配组的确使其当时曾具有相当程度的粳稻特性，即所谓“支链淀粉多，黏软可口”。但是20年后，今天的杂交稻似乎又戴上了“籼系杂交稻”的帽子。

尤其是后来杂交稻的配套主流从“三系”向“两系”发展后更是如此，以至于在越南这样发达和富裕程度并不高于我们的国家，中国杂交稻都受到了“难吃”的评价，市场卖价也越来越低。

而在我们的国内市场上，近年甚至出现了“水稻品种去杂交化加快”的趋势。由于杂交稻在单纯追求高产的同时逐渐又变成纯籼稻，同时在市场需求推动下，高产优质的常规粳稻品种在国外不断涌现，在国内也日益崛起。当年杂交水稻凭借其既高产又好吃（相对当时国内常规稻而言）的杂交优势，最多时曾覆盖全国约60%的水稻面积。但现在杂交稻似乎更高产，却不那么好吃了。其受欢迎的程度不断下降，到2018年，全国水稻播种面积中常规稻面积已经超过了杂交稻。近5年来南方稻区提倡籼改粳，北方稻区更从来以粳稻为主，春麦、大豆面积都有改粳稻之势。而“杂交稻销售遭遇阻力，粮商不收购，农民不愿种”；“多数杂交稻口味差，而常规稻米质好、吃着香，还可以自留种，受到农民欢迎”……

我觉得，当年杂交稻虽然阴差阳错地跳出了“高产粗粝”陷阱，并成为改革时期全国农业“再膏粱化”方向的先行者。然而或许原来的思维并未消失，今天的杂交稻如果不能根本上摆脱改革前那种“良种粗粝化”的惯性，它的前途恐怕有点堪虞。

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：传统时代田林的小农户农业就以粳糯为主，遍种“膏粱”，盛产“好吃”之粮。后来却越来越变成为了“充饥”只种“高产粗粝”而排斥其他选择的那种模式，wg时期这样的模式更达到登峰造极。而后阴差阳错，经由杂交水稻使优质稻的“好吃”基因回归，改革时期“高产膏粱”借杂交优势一度崛起。但这似乎已成过去，如今“去杂交化”，似乎又在向常规的膏粱时代回归。这样的“否定之否定”，岂不令人深思吗？

（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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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雁/插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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